我在滨州长途汽车站门口等长征时，忽然就看见格式从站门口走出，我们热烈地拥抱了一下：这是诗人间久已熟知的见面方式。我继续在滨州长途汽车站门口等长征，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一个格式，多了一个可以滔滔不绝阐述诗歌观点的格式。格式谈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诗学思考和文字梳理，说他正在对古典诗与现代诗进行剖析比较，我说，陈仲义老师刚好在他的韩国之行中说到这个问题，看来一定的时候诗人们总会返回源头去看东西。
格式的研究结果是：古代汉语非常适合中国积淀深厚的农业文明，所以古典诗达到了完全成熟的程度。而现代汉语对应工业文明的能力相对较弱，所以相应影响了现代诗的写作。我赶紧从包里拿出本子和笔，用狗爬式的字体记录下格式的警言妙语，一面说，格式你真厉害，每次都能有新观点。听到振奋的话语赶紧记下的习惯多年前是我的常事，后来因为偷懒就把这个优良品质戒掉，现在看来戒得是有点早。据伊沙说，老于至今还保留着随身携带小纸条记灵感的习惯，我似乎也在某个场合看见于坚掏出纸条记下什么的动作。说到于坚，我一直记着他面对周围的嘈杂不闻不问的神情，有点木讷，有点大智若愚。于坚的耳疾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外界的侵入，却放大了内心观察的能力。在第三代的几员大将中，韩东过于精致和一成不变，王家新和西川因为太多书本经验太少生活经验而造成了语句的拖沓和表达思想的过于明显，杨黎的缺少宏大抱负产生的写作毫无难度，越发让于坚的诗歌写作凸显出来，于坚诗歌的活力和创造力对应于他内心蓬勃的激情和野心，使之不断突破，不断到达新天地。
某些方面，格式和于坚有相同之处，他们一样具备直接深入生活本质的敏锐，一样具备远大的诗歌精神，一样具备化阅读化知识为思想为文字的能力。在中间代诗人里，格式的理论储备和写作能力是令人赞叹的，2002年底，格式开始系列中间代诗人个案点评，连同相关的诗学文字，至今恐怕已出手了百余篇理论。在偶然翻到的《先锋诗歌档案》里，我看到周瓒把格式对她的评点收到了理论部分，同时收入的还有燎原、向卫国，和其他声名显赫的学院派理论家。格式的理论不拘泥不迂腐，挥洒得开又收得住，体现出了一个优秀理论家把握全局的能力。我对格式理论的欣赏还在于他的不以一己喜好妄下断语的写作方式，经常读到一些作者一写到某人就“绝无仅有”“惊世骇俗”的词汇满天飞，这样的评点不仅有害于自己，也有害于被评点对象。因为它暴露了写作者的审美眼光和审美品位如果被写者不够优秀的话，评论语汇的“大”除了让我们认识评者的小丑式夸张外，什么也体现不了。
在我和格式之间，有兄弟般的感情，更有战友般的感情。回想当初《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刚出来之际，格式不声不响出手的优秀系列个案产生的强大反响，恰到好处地呈现了这个群体潜在的实力，此后的几次中间代专题组稿，我因分身乏术让格式和康城帮忙做一些事，他们总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干净利落地完成。格式是那种既有水平又有行动能力又有识见的人，这使得他在一经有了平台之后便能长袖善舞得分外精彩，并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起来。这里面，格式自身的积累和爆发性尤其重要。
在北京，我一天天感到了压力，我感到了自身才华与学识的不足。当你与其他人在某个场合交流，你无法清晰有见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当你得到一个约稿却不敢接受因为你担心你无法胜任时，你就会感到压力。北京是一个机会较多的城市，但这机会是为有能力的人准备的。反过来，我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原因也在于此，它让你不能掉下，让你时时提醒自己继续努力，北京的精神意义是大于它的生活意义的。当然，对这种“盲目”的北京情结，于坚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应该让自己成为这样一种形象，他在哪里，哪里就是诗歌的中心。于坚的话自有他的道理，想当初格式出场前，我压根儿不知道还有德州这个地方，就像普珉后来跟我聊天时说到的，要不是认识我，他也不知道漳州这个地方。诗歌界这样的现象很多，像赵丽华和廊坊、发星和普格、向卫国和茂名、汤养宗和霞浦，都是一些小地方经由一两个优秀诗人而发出光亮。但愿我能够在以后的阅读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发亮的小地方。
格式与年龄不符的老相已是诗界公开的秘密了，尽管如此，每一个见到格式的人还是会在第一眼中诧异十足，一个1965年出生的人怎么能够看起来像1956年出生的人？不过我因为看多了的缘故，已经觉得格式就应该这样，黝黑的皮肤，几近光秃的脑门，庞大的躯体，不拘小节的举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格式都不像一个诗人，而像一个屠夫，一个曾经操过手术刀、如今操弄语言的屠夫。
顺带说一下，我遇到的这个世界较为出色的屠夫在古代姓庖名丁，在今天，姓格名式。